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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换对日本飞鸟京苑池遗址的考古开掘举行了介绍,对遗址进行了地球表面调查并在局地举行第意气风发商讨

发布时间:2019-11-25 11:19编辑: 文物考古浏览(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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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版时间:2010年7月

    一 前言 古罗城遗址位于汨罗市城关镇西北约3公里,现属岳阳市屈原管理区河市镇古罗城村。遗址主要分布在汨罗江下游南岸自翁家港至马头槽之间的台地上,中心地理坐标为东经113°03′29″,北纬28°50′24.6″,海拔高程31米。汨罗江干流在遗址东面自东南向西北流过,遗址的南面为汨罗江支流李家河,其中有一段是作为南面的护城河与城址东、西两面的护城河相连通。遗址周边东周时期的遗存十分丰富,其中东面与汨罗山墓群隔江相望,东南面与马头曹遗址相毗邻,西面有鸡公滩遗址、熊家里遗址等,南面为高泉山墓群。城址现存的东、北城墙以及四周的护城河等遗迹尚比较清晰,而西、南城墙则在建国后的改田过程中被夷为平地。该遗址早在1956年便被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后又于2013年被确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历年来文物部门对该遗址已开展过数次工作,但都局限于小规模的调查和试掘,所获认识非常有限。为进一步弄清楚城址的总体布局以及延续时代,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于2015年10月底主持对古罗城遗址进行了为期两个多月的考古调查和试掘。图片 2古罗城遗址2015年航拍图 二 调查 在正式发掘之前,我们首先根据早年的航空照片、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2014年度的钻探成果图和我所利用无人机拍摄的航空照片,并结合当地群众所提供的信息,对遗址进行了地表调查并在局部地区进行重点钻探。经钻探发现,古罗城遗址除包括此前已经过报道的大城外,很可能在其东南部存在小城,并且这座小城可能由东西并列的两个接近方形的城圈组合而成,小城的东、南两面的城墙利用了此前大城的城墙,而北、西两面的城墙当为后来修筑的。 此外,我们对大城城门的分布情况也进行了调查,只在北城墙的西部发现明显的缺口一处,且与北护城河相通,因此可能是一处水门。但是根据60年代的航空照片以及钻探结果,可知其东面、北面、南面应有城门两处,西面有城门一处,其中南北城门之间有两条水系连通,因此它们可能都是水门。图片 3古罗城遗址东墙剖面 三 试掘 根据调查收获,我们决定在一些重点部位进行试掘,共布探沟3条,探方4个,总计发掘面积约180平米。 首先,我们对小城北城墙进行了解剖,布2×15米的探沟一条。经发掘得知,这段城墙主要以黄褐色土版筑而成,城墙的填土内发现了比较丰富的战国至六朝时期的陶、瓷片,因此可以确定此城墙的修筑年代应不早于六朝时期。 此外,为确认小城的形状和年代,我们分别又布设了两条探沟,即T4和T5,在这两条探沟内分别发现了东侧城圈西面城墙的遗迹和西侧城圈北墙的遗迹,并在这两面城墙的填土内也发现了较多东汉晚期至三国时期的遗物,从而证明这两段城墙修筑的年代应不早于东汉晚期至三国时期。 另外,为进一步了解东西两个小城城内的地层堆积状况,我们分别在这两个小城的城内又布设了5m×5m的探方各两个。发掘表明这四个探方内的地层堆积状况大体一致: 第1层:表土层,厚约20厘米。 第2层:近代扰乱层,厚约30—50厘米,浅灰褐色土,包含物较少,除近现代的瓷片外,也有少量战国至六朝时期的陶片或瓷片,推测为近代改田时取城墙土填入的。 第3层:六朝时期的文化层,灰黑土,厚约15—30厘米,包含物主要为青瓷罐、盏、碗等,此外还见有少量东汉时期的方格纹硬陶片以及战国时期的筒瓦、陶片等。 第4层:黄褐色土,为战国时期的文化层。 第4层及之下没有发掘。 在上述四个探方内,还发现有灰坑、沟、井、房址、路面等遗迹。 除此之外,我们对大城东城墙的一处断面也进行了解剖,发现墙体以黄土夯筑,由中间的主墙和两侧的护坡组成,主墙体的填土非常纯净,基本未见包含物,但是在西侧护坡的填土中发现了一处比较集中的灰黑色土,包含陶片比较丰富,可辨器类 有鬲、盆、豆、罐、鼎等,从器物的形制和纹饰判断,大体属春秋晚期前后。由此看来,城墙修筑的年代应不早于春秋晚期。图片 4古罗城遗址东墙填土内的陶片图片 5小城北墙填土内的遗物图片 6古罗城城址布局推测图 四 结语 通过本次工作,我们可以得出如下几点认识: 1、古罗城遗址内除一般了解的大城外,还存在一座建于六朝时期的小城。这座小城位于大城的东南部,由东西并列的两个接近方形的城圈组合而成,其东、南城墙主要利用原来大城的城墙,而北、西面的城墙应当为六朝时期修筑的。 2、大城的平面形状为东西向的长方形,长约620米,宽约320米,面积约20万平方米。大城四面的城墙上应有城门七处,其中东、北、南面的城墙各有城门两处,西面城墙上有城门一处。南北城门之间有两条水系连通,因此可能都是水门,东、西城门可能为陆门。考虑到东西城门的数量不对等,并且其中一座东城门又正好位于六朝时期小城的中部,因此这座城门可能是后来修筑六朝时期的小城时所设的。 3、古罗城遗址的年代可早至春秋,这部分遗存应当与文献记载的楚文王时期将罗国遗民从枝江迁来此地的历史事件相关,但古罗城建城的年代则要晚至战国,因此它并非春秋时期迁来的罗国遗民所兴建的都城。考虑到当时楚国正着力经营南方的背景,我们认为古罗城应当是战国时期的楚国在大规模开发南方的过程中所建设的一座县城。 4、古罗城遗址内在六朝时期建有小城,因此该遗址具备城址功能的时间亦当延续至六朝时期,这与过去对外围墓葬区的发掘所揭示的墓葬区延续时代相吻合。结合里耶秦简、《汉书·地理志》、《水经注》、《通典》、《元和郡县志》等文献中关于“罗县”的记载,我们认为古罗城遗址也应当就是秦至隋代以前的罗县县城。(文章来源:湖南考古网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发现保存完整、时代明确的汉代路县故城城址,是迄今通州区发现最早的汉代城址。 对了解中国西汉县城的规制、布局、聚落形态、生业模式有着重要意义。 城址周边发掘战国至清代墓葬1146 座及大量窑址等遗迹,是研究两汉时期考古学文化的重要资料。 北京市已启动对路县故城保护规划的编制,将对城址实施整体保护,并建设考古遗址公园。图片 7 一、汉代路县故城城址 为配合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2015 年,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对通州区潞城镇进行了初步考古调查和勘探。2016 年,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组织专业人员,重点在潞城镇胡各庄村、后北营村、古城村等地开展考古调查、勘探和发掘,共勘探122 万平方米,发掘4 万余平方米,发现汉代路县故城城址及其周边的墓葬群,清理古代墓葬1146 座,出土各类文物万余件。在考古工作中,积极开展文物保护、科技考古和文物保护规划等;并且,根据考古工作的实际进展和需求,及时聘请专家莅临指导。 汉代路县故城位于通州区潞城镇古城村。西北临京秦铁路,北临召里村,东临后北营村,南临胡各庄村。潮白河在城址东约6 公里,由南向北流过;运潮减河位于城址北部,自西向东汇入潮白河;北运河东距城址约4 公里。据《汉书》《水经注》《后汉书》等史料记载,路县设置于西汉初年,属渔阳郡;王莽改为通路亭,隶属于通路郡;东汉废莽新所改,并改“路”为“潞”,始称潞县。该城址就是两汉时期路县的治所。路县故城西守鲍丘水、沽水,西与蓟城相望;正北直达郡治渔阳城,是水陆交通、东西往来、南北连接的咽喉之地。 2008 年,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对路县故城遗址进行考古勘查工作,并将其列入文物普查登记单位。2016 年7 月,北京市文物研究所通过全面调查、局部钻探和小范围试掘,基本确定了城址的位置、范围、形制,了解了其保存情况。 目前,地表已无城墙遗迹。通过考古钻探,了解到城墙基址保存较为完整,整体平面呈近似方形。其中,北墙基址长606 米,东墙基址长589 米,南墙基址长575 米,西墙基址长555 米,总面积约35 万平方米。城墙基址的残存高度约为1.9~2.5 米,纵剖面为梯形,下宽上窄,底部宽约18 米,顶部残存宽度约13~15 米。墙基夯筑而成,夯层厚约0.10~0.20米,部分夯层的夯土内夹杂有植物的杆茎和料礓石。 为进一步确定城址的时代,在城内北部布设了三条东西方向、贯穿全城的探沟,进行了钻探,了解到城内汉代文化层堆积的厚度约为1~1.2 米,且遗物较为丰富。根据地层和遗物,判定该城址的时代应不晚于西汉。在探沟的中部,钻探发现一条南北方向、东西宽度8 米~9 米的汉代道路遗存。据此,进行了试掘,清理出明清和辽金时期的道路遗存各一条,均叠压于汉代道路之上。根据城市考古的经验和理论,结合该汉代道路遗存的宽度和位置,初步判断其为路县故城内的南北向主干道。 经过钻探,在东、西、南城墙基址外约25~30 米处发现了城壕遗存,其走向与相对应的城墙基址大体一致,宽度约30 米。(北城墙基址外的区域为运潮减河护堤,尚不具备条件开展考古工作。)在南城壕遗存外发现大面积的汉代文化遗存,堆积的厚度约0.6~1.1 米。为了解南城墙外遗存的时代和性质,在南城墙基址外的东部进行了发掘,发掘总面积1000 平方米。清理出的遗存主要有城壕、沟渠、道路、房址、灶、灰坑和瓮棺等。城壕遗存呈西北—东南走向,平面为长方形,纵剖面为近似梯形,上宽下窄,上部残存的宽度约25米,底部残存的宽度为13~14 米,残存的深度0.6~2.3 米。另有两条南北方向的沟渠遗存。G1 位于城壕遗存的北部,已清理出的长度为21 米,平面为长方形,横截面为近似梯形。G1 的北端有六个凹槽,位于护坡的东西两侧,两两相对,等距间隔。G1 的南端与城壕遗存相连接。G2位于城壕遗存的南部,清理出的长度为6 米,平面为长方形,横截面为近似梯形。G2 的北端与城壕遗存相连接。根据这两条沟渠遗存的位置、形制和走向,初步判断其可能为与城内和城壕密切相关的供排水系统。出土的器物以两汉时期的陶器、陶片、瓦片数量最多,有山云纹半瓦当、卷云纹瓦当、板瓦、筒瓦等,可判断器形的陶器有红陶釜、碗、盆、炭炉,灰陶豆、瓶、盆、器座,陶纺轮、圆陶片等。还出土了铜器、铁器、石器和骨器等,大多残损,有铜刷、三棱铜镞、铜簪、铁锛、铁镞、铁钉等;铜钱有明刀、五铢、货泉、大泉五十、小泉直一。从遗迹和遗物判断,城壕与沟渠的使用年代不早于战国,废弃年代不晚于东汉。 二、城址外的墓葬群图片 8 墓葬群在路县故城城址外的北部、东部、东南部和南部都有分布。2016 年考古发现的1146座墓葬在距离城址约2公里的半径范围内分布较为密集,特别是两汉时期的墓葬。 墓葬的年代从战国一直延续至明清时期。其中,战国—西汉墓葬168 座、东汉—魏晋墓葬706 座、唐墓97 座、辽金墓葬28 座、元代墓葬4 座、明清墓葬143 座。 战国—汉魏时期的墓葬数量最多,类型最为丰富,包括土坑墓、砖室墓、瓮棺葬、瓦室墓等。砖室墓的数量众多,形制多样,可分为单室、双室、多室墓,最多的墓室达8 个。砖室墓以单墓道为主,仅有少数墓葬无墓道或为双墓道。墓葬以南北方向居多。砖室墓中出土的随葬品较为丰富,有陶器、铜器、铁器、铅器、骨器等。骨器之中,有一套算筹,可分为长、短两种,每根筹棍两端齐正,粗细大致均匀,是北京地区考古中首次出土的算筹实物。 胡各庄村发现62 座汉代瓮棺葬,均为竖穴土圹,瓮棺均横向放置其内,均为南北向。儿童瓮棺葬的葬具以夹云母红陶和泥质灰陶器为主,器形有釜、瓮、罐等。成人瓮棺葬发现23 座,瓮棺为专门烧制用作葬具的筒形瓮,均为两件筒形釜子母口对扣而成,筒形瓮均为灰陶质,饰瓦棱纹和弦断绳纹,个别瓮身有泥突。仅个别瓮棺葬中有随葬品。 唐墓均为砖室墓,可分为有墓道和无墓道两大类。有墓道的砖室墓均为单室墓,墓室平面可分为方形、弧方形、圆形等。无墓道的砖室墓有梯形、船形等。唐墓中出土的随葬品主要包括陶器、瓷器、铜器、铁器、漆器等。位于路县故城城址外南约600 米处,发现了唐成宗开成二年幽州潞县丞艾演墓。据出土墓志记载,墓主人艾演葬于“潞县甄升乡,古潞城南一里平原”。艾演墓的位置和墓志的记载,是汉代路县故城城址的有力佐证。图片 9 三、文物保护与科技考古 为了加强文物和遗址的保护,最大限度地提取历史信息,在路县故城遗址的考古工作中,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对重要遗存进行了提取和搬迁,开展了实验室考古;并且充分采用多种科技手段,对重要遗存开展了分析和研究。 对发现的所有瓮棺进行了现场套箱提取,然后搬迁到室内进行清理,做到了边保护、边发掘、边整理。对考古发掘出的不同时期的陶窑、墓葬以及典型地层和地震遗迹,进行了套箱提取,整体搬迁,为进一步的保护、研究和展示利用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对考古发掘出土的人骨进行了收集和存放,并制定了开展古代体质人类学、古病理、古DNA、古食谱、民族迁徙的研究计划。对地层土壤进行了采样,已进行孢粉、植硅石、粒度测试以及光释光年代学测试。 四、汉代路县故城遗址的价值 “盖秦汉间为天地一大变局。”其中的“变”,就政治统治的空间形态而言,主要表现在“郡县制”政体和区划的形成与发展。西汉初年新建的路县故城,可以说就是这种“变化”的产物。就汉代考古而言,以往城市考古的发掘与研究多集中在都城,而地方郡县治所等一般性城市的考古工作相对滞后。路县故城城址保存较为完整,其形制和大小符合黄河中下游地区汉代县城的规制,作为“凝固的历史”,对探索汉帝国北方地区和幽蓟地区基层社会的主要架构、管理机制和组织形式等均具有重要考古和历史价值。路县故城,在两汉时期作为县治的治所,是今天通州区境内修筑的第一座城市;根据文献研究,唐代以后,潞县治所西迁,后来演变、发展为明清时期的通州城;现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又选址于此,可见汉代路县故城对古今通州乃至北京发展关系密切且影响重大。 在路县故城城址周围的多个方位,发现了相当数量的各时期墓葬。除了此次发掘的墓葬群之外,在以往的基建考古和生产活动中,于城址西北的武夷花园、北部的召里村、东北部的宋庄等地都发现过相当数量的汉唐时期墓葬。这些墓葬的年代与该城址始筑、使用和废弃时代息息相关;并且在整体空间存在上明显呈现出以城址为核心的分布特点。因此,在时空关系和文化联系上,该城址与周围墓葬密切相关,互为支撑,可形成立体、完整的研究资料。这也为研究通州乃至北京地区两汉至明清时期的考古学文化提供了新的实物资料,为进一步研究该区域社会和历史的发展与演变奠定了基础。 在路县古城遗址的考古工作中,得到了国家文物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北京大学及各省市考古单位领导和专家的指导与帮助。各位领导和专家一致认为,汉代路县故城遗址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考古价值,对北京城市建设发展史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对全国的汉代县级城市的考古工作具有重要的示范作用。刘玉珠局长调研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文物保护和考古工作,亲临路县故城遗址现场,在给予充分肯定的基础上,明确指出,要落实保护措施,扎实做好文物保护利用工作,形成北京城市副中心的金名片。 汉代路县故城遗址的文物保护,得到了北京市委、市政府的极大重视。2017 年1月9 日,北京市政府正式批准对路县故城城址进行整体保护,建立考古遗址公园,并配套设立博物馆。北京城市副中心规划和建设,是国之大事,千年大计。路县故城城址位于北京城市副中心行政办公核心区的北部,城址保护与现代城市建设同步进行,交相辉映,将成为古今城市和谐发展的重要例证。为了推进大遗址保护工作,北京市文物局已针对汉代路县故城遗址制定考古工作规划,设定了“全面钻探,重点发掘,细致整理,综合研究”的工作方针,并着手编制路县故城遗址的保护规划和考古遗址公园规划。图片 10 北京通州汉代路县故城遗址专家点评 刘庆柱 北京城市副中心进行了大规模的考古发掘,出土遗物类型多、数量大、信息量丰富,为汉代重大学术课题研究提供了新资料。汉代路县城墙边长600 米左右,在汉代县一级的城市中是比较大的了,如果和中原地区比,也不是小县城。城外发掘的一千多座墓葬,年代从战国、汉代一直延续到清代,历史脉络非常清晰、完整。通过发掘可以看到周边少数民族是怎样融入汉族文化的。发掘过程中将城址、墓地联系在一起进行考查,厘清了两者的内在关系,极大地丰富了有关路县故城考古研究的内涵,必将促进路县故城考古更加全面而深入地发展。发掘过程中重视文物保护,发掘与保护并重,学术课题意识强,强调多学科合作研究,具有一定前瞻意识。 汉代路县故城的发掘工作将为多民族地区从思想上增加国家认同,举出历史的范例。通过路县故城的发掘与研究,能够看出当年多元一体的国家是什么样子。北京城市副中心的考古发掘,看的不只是出土文物,更为重要的是“透物见人”,由此折射出的当时社会理念与国家凝聚力的久远历史。 徐光冀 通州汉代路县故城遗址的确认,很重要。虽在《汉书·地理志》、《水经注》中有记载,但不知其具体所在,通过考古勘探发掘工作,对城址予以确认,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不仅对通州区、北京市的历史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全国也有重要意义。过去对汉代的都城遗址做了长期的工作,而对于汉代县城遗址则做得很少,这方面的工作亟待加强。遗址除发现大量的汉代遗物外,还发现有少量的战国燕文化的遗物,在进一步的工作中,应予注意。 对路县城址要实施整体保护,制订保护规划,长期进行考古工作,以了解汉代县城的功能布局,城市制度。用城市考古的理念和方法,勘探为主,重点发掘,实施多学科协作,全面收集历史相关文献,提高科学研究水平。保护为主,合理利用,为北京副中心保留一片绿地,惠及人民大众。目前要申请市保单位,并准备申请第八批国保单位。现在北京市政府已决定调整规划,整体保护路县故城址,这是“利在当代,功在千秋”的好事。并计划建设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这是文物考古工作者的一项光荣而艰巨的任务,我们一定要做好。 信立祥 汉代路县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可以说是北京的根。以前的古代城市考古工作主要集中在京城,近年开始郡城、县城的考古调查,基本都未开展正式考古发掘工作。 北京通州汉代路县故城面积约35 万平方米,是北方地区比较规范的一个县城,城墙、城壕保存相对完整,考古工作做出一个详细的规划,基本搞清中国北方县城的形制、布局,可以填补一个很大的空白。 通州汉代路县故城的保护工作在全国具有典范意义,已列入北京城市副中心发展规划,将建设考古遗址公园,建设配套的工作站、博物馆,保证了考古发掘和研究的持续性。作为全国两汉时期县城考古方面的标杆,在全国具有示范作用。 白云翔 通州西汉路县故城遗址是一项重要的考古工作。在基本建设考古过程中能够发现这个城址并进行有计划的考古发掘,实属难能可贵。同时,田野工作思路清楚,发掘工作扎实、细致、规范,尤其是在难以进行全面勘探的情况下,采取局部解剖性发掘的方法确认了城墙和护城河,基本明确了其范围,大致了解了城址的布局结构,成果显着。 通州西汉路县故城的考古发掘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在城市考古中,汉代的县城城址多有发现,迄今至少有100 座以上,但是,像路县故城遗址这样总体上保存状况良好,并且有计划进行考古发掘的为数甚少,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西汉路县故城遗址的考古工作,其重点应当是西汉。应当通过有计划的考古发掘,对城址获得更全面、更深入的认识,进而从城市建设的视角对其进行全面研究。就田野考古来说,首要的任务是对四周城墙和护城河、城门、城内道路和重要建筑基址作进一步的勘探和发掘,确认其年代和内涵,查明其形制布局以及各类遗存之间的相互关系。为此,需要尽快制定考古工作的近期计划和长远规划,并逐步加以实施;同时结合考古工作,尽快启动考古遗址公园规划的编制和建设,以便真正做好西汉路县故城遗址的保护、研究和展示利用。 通过有计划的考古工作,把西汉路县故城遗址的布局结构和内涵最大限度地搞清楚,对于汉代的县城研究意义重大,将填补该领域考古学研究的空白,并开创我国汉代县城城址考古的新时代。 高崇文 北京通州故城遗址的考古发掘,明确证实了该城址是汉代渔阳郡的路县治所。在城址周围发掘了战国至明清时期上千座墓葬,更加丰富了整个遗址的文化内涵。该遗址地处水陆交通、东西往来、南北连接的枢纽之地,对研究中国古代东西文化、南北文化的交流以及中原文化对整个东北亚地区的影响等,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实物资料。此地历来是古代北京之门户,对研究北京地区作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发展的历史进程,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原文刊于:《中国文物报》2017年2月28日3版)

        其后,东影悠和铃木一议两位学者,交替对日本飞鸟京苑池遗址的考古发现进行了介绍。该遗址为与日本飞鸟时代首都“飞鸟京”配套建设的池苑遗迹。对其的相关研究从1916年于此地发现与池苑有关的石制品开始。自1999年起,以石制品为契机,奈良县立橿原考古学研究所对该遗址进行了多次的考古发掘,截至目前已经进行了七次。池苑遗址的形制现已基本清晰,为中部以渡堤分割的南北两个水池构成,其中东影悠和铃木一议两位学者分别主持了南池和北池的发掘工作。南池平面为五边形,南北约55米,东西约60米,以卵石铺底,池壁用较大石块垒成,底部石块直径达1.5米,现存结构东高西低,最高处残约3米。池壁底部向内有宽约2米,高约0.3米的一圈台基遗迹,其中东侧、北侧台基上发现有等距离分布的柱子痕及木柱一根,怀疑原有木构建筑。原发现的石制品即位于南池南部及南侧岸上,应为一组流水景观部件。北池为南北长46~54米、东西33~36米,深约3米的狭长水域,其北侧有水道向北延伸,南北池中间的渡堤下亦有木制水管使两池相联。北池的东侧即飞鸟宫殿的方向,还发现有一片砂石铺成的广场遗迹。另外,在水道中曾有大量表示池苑机能性质的木简出土。两位学者指出此苑池的边缘均为直线,这是日本飞鸟时代的特征,可能是受百济国的影响。他们还提到,飞鸟京建设的时期日本受百济、新罗等国影响较大,到了以后藤原京、平城京的建设时期,即开始模仿中国方式,池苑变为曲池,规模也相应变大了。

    印刷时间:2010年7月

     

    第二章  蜀冈上城址的考古勘探与试掘
     第一节  城址的考古勘探
      一  城墙和城门
      二  道路
     第二节  城墙的考古试掘
      一  东城墙
      二  北城墙
      三  西城墙
      四  西北城墙角
      五  南北向中间城墙(宝祐城东墙)
     第三节  城址内的考古发掘
      一  唐代水井
      二  出土遗物

     

    基本信息:

        2013年2月27日,日本奈良县立橿原考古学研究所,所长菅谷文则、主任研究员东影悠、铃木一议等一行三人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访问,并作了精彩的学术报告。考古所白云翔副所长、陈星灿副所长、汉唐研究室主任朱岩石及多位相关学者出席了演讲会活动。

    第五章  蜀冈下城址内遗址的考古发掘
     第一节  文化宫遗址
      一  地层堆积
      二  遗迹
      三  出土遗物
     第二节  新华中学遗址
      一  地层堆积
      二  遗迹
      三  出土遗物
     第三节  开明桥遗址
      一  地层堆积
      二  遗迹
      三  出土遗物
     第四节  大东门街遗址
      一  地层堆积
      二  遗迹
      三  出土遗物
     第五节  石塔西路遗址
      一  地层堆积
      二  遗迹
      三  出土遗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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